心悦吉林麻将怎么改名|乐透大赢家吉林麻将
人民日報社中國經濟周刊官方網站國家一類新聞網站

經濟網 中國經濟論壇

首頁 > 特刊 > 正文

【第二章】引資購商”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正確選擇

文章導讀: “引資購商”是替代招商引資的升級戰略,是指在政府的引導下,募集多方資本構建產業基金等資本容器,聚焦經濟支柱產業和新興戰略產業。

【第二章】引資購商”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正確選擇

一、“引資購商”的定義

“引資購商”是替代招商引資的升級戰略,是指在政府的引導下,募集多方資本構建產業基金等資本容器,聚焦經濟支柱產業和新興戰略產業,選擇處于國際先進乃至頂尖水平的國外制造企業作為目標,發起控股并購或整體并購。將零配件和總裝制造逐步轉移或復制至中國,挾世界頂級品牌和技術以及中國制造成本優勢,不僅占據中國市場的主場優勢,而且進一步提升國際市場的領導地位,進而奪得全球市場的行業定價權與規則制定權,最終形成政府、投資者、企業和勞動者多方共贏的局面。

雖然“引資購商”與招商引資一樣,都是政府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的政策選擇,目的都在于引進資本、項目和客商,但兩者具有重大區別 :

首先,兩者的行為本質不同。招商引資是政府主導下的行政行為,主要通過行政化手段實施。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主觀性、隨意性很大,盲目圈地,亂設產業園區,配套設施建設要么過于超前要么嚴重滯后,有關投資、融資、工商、稅收、配套的優惠政策和承諾常常無法落實,引進來的企業怨聲載道的事件常有發生,狡猾的外商要挾多地政府待價而沽之事常有之,投資者抱怨騙商者亦有之,不僅造成國家資源大量閑置和浪費,政府也往往得不償失,而且還時常損傷政府信譽;另一方面,國內招商引資競爭日趨激烈,常有兩地甚至多地政府惡意招商之事發生,為了爭奪資本和項目,時有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政策與行為超越國家法律法規,無視市場規律作用,造成不同商業主體之間的不平等競爭,既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公平法治原則,也扭曲了商業主體的正常市場行為。而“引資購商”則是政府引導下的市場行為,主要通過市場化手段實施,不僅可以有效地避免招商引資的種種弊端,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在尊重市場基礎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發揮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功能和對微觀經濟的引導功能,更好地制定和實施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和產業發展規劃。

其次,兩者的實施過程和方法不同。招商引資需要政府自導自演、披掛上陣,通常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組建專門機構和班子,完善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制定優惠政策,設立產業園區,美謂之筑巢引鳳,同時有關政府官員會自動放下身段到國外組織一次又一次的宣傳推介活動,再來來往往地進行多輪公關、考察、拜訪和招待安排,然后才能期望有一定的結果。而“引資購商”只需要政府做好引導、服務和監管工作,科學地制定好社會經濟發展計劃、產業發展規劃和鼓勵政策,選擇好專業化的投資并購團隊,建立和使用好政府引導資金,“引資購商”絕大部分工作由專業團隊按照市場化原則進行商業操作。

再次,兩者的可控程度不同。招商引資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和被動性,各種資本要素和商業主體能不能被招引過來,不僅僅取決于當地資源優勢、投資環境和政府努力,更取決于各種資本要素擁有者和商業主體的主觀判斷、投資能力和發展愿望,政府當然可以選擇招商引資的對象,但更多的時候是政府被動地接受招商引資對象的選擇,而且這種選擇受多種因素影響,常常是“煮熟的鴨子飛了”;而“引資購商”則具有更明顯的確定性和主動性,如何運用現代資本市場和創新金融工具,選擇哪些產業領域,選擇哪些目標企業,選擇什么樣的專業團隊,何時完成投資并購計劃,如何通過重組、整合、上市等產融一體化運作手段最終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目標,一般都是可把控的,因此具有更明顯的確定性和主動性。

最后,兩者對優化市場與行政環境的意義不同。由于自身強烈的行政色彩,招商引資極易產生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權大于法等違法腐敗現象,

長期來看,不利于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形象和公平法治的市場環境;由于自身具足的市場經濟性質,“引資購商”更有利于政府轉換職能,改善政府形象,為各種商業主體創造一個依法經營、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設成為一種高效廉潔的新型投資環境。

p19+招商引資雖激發了中國制造的活力,但引入的高端制造項目不多。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端制造業也開始回流發達國家。

    招商引資雖激發了中國制造的活力,但引入的高端制造項目不多。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端制造業也開始回流發達國家。

二、“引資購商”的必要性

對于我國在新時期實現制造業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引資購商”之所以非常必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第一、對于我國制造業而言,招商引資政策已經走到了盡頭,建設制造業強國必須要有新思維,“引資購商”是目前更適合我國的替代性政策選擇。

20世紀 80年代以來,中國通過招商引資成為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的最大承接地,有數據顯示,1979 至 2012年,中國共引進外商投資項目763278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12761.08億美元,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現代化。雖然招商引資激發出了中國制造業的生機和活力,但招引過來的大多是勞動或資源密集型工業項目,真正的技術或資金密集型高端制造業項目及其高端配套環節寥寥無幾。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勞動力、土地、物流和環境成本持續攀升,招商引資政策優惠力度越來越低,低端制造業開始向東南亞國家轉移,而歐美國家和日本也在積極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重點布局未來高端制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中端制造業也開始向發達國家回流。高端制造業項目多屬于技術或資金密集型產業,對于普通勞動力、土地、物流、環境甚至政策因素依賴程度較低,很難通過招商引資方式吸引過來。因此,要進一步升級經濟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設世界制造業強國,必須要有新思維,探索新的途徑和政策,以前卓有成效招商引資政策現在已經走到了盡頭。

由于招商引資主要借助于行政化措施和手段,通過普通勞動力、土地、物流與環境成本優勢和政策優惠吸引外資外商,比較適合于發展勞動及資源密集型產業,政策效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被動性。而“引資購商”主要借助于市場化措施和手段,對于普通勞動力、土地、物流、環境和政策因素依賴程度較低,更適合于獲取技術或資金密集型產業項目,政策效果具有更大的確定性和主動性。因此,“引資購商”是目前更適合我國建設制造業強國的替代性政策選擇。

第二、全面推進“一帶一路”和《中國制造2025》國家發展戰略,建設制造業強國,需要把“引資購商”作為新國策。

2015年3月份以來,中國政府先后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和《中國制造2025》兩份文件,正式提出“一帶一路”的國際經濟發展戰略和建設制造業強國的國內經濟轉戰略。

“一帶一路”戰略將全面推進中國與沿線各國在基礎設施、貿易與投資能源、區域一體化、人民幣國際化等多領域進行廣泛合作,促進中國要素流動轉型和產業轉移,為我國消化和輸出過剩的中低端制造業產能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制造 2025》是中國版的“工業4.0”發展規劃,確立了分三步走建設制造強國的國家戰略,將全面推動中國經濟產業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我國引進和發展高端制造業及其高端配套環節創造了有利的政策環境。

然而,如何在消化和輸出中低端制造業產能的同時引進和發展高端制造產業呢?靠招商引資是不靈,單靠自力更生又太慢了,而且,在中國經濟日益開放并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的今天,我們也需要以國際化視野和開放型思維探索新的發展政策和策略。“引資購商”著眼于中國制造與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大膽創新的國際化產業思維和金融思維,通過有計劃有選擇的跨境并購、重組和整合,為中國引入國際高端制造企業及其高端配套環節,助力中國迅速提升工業制造水平和科技水平,可謂全面推進“一帶一路”和《中國制造2025》國家發展戰略的最上選政策和策略之一。

第三、中國經濟發展正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需要把“引資購商”作為應對策略。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從1980年到2014 年,GDP 從 4546 億元人民幣增長到 636463 億元人民幣,人均 GDP從463元人民幣增長到46531元人民幣,我國從低收入國家中脫穎而出,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但經濟增長速度呈現出逐步減緩趨勢,從年均10%以上下滑到7%上下。同期,人民幣對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等西方主要貨幣全面升值,人口老齡化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人口紅利與對外開放紅利開始逐步消失,勞動力、土地、物流成本和資源價格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在大幅縮小甚至倒掛,我國正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嚴重威脅。如果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和經濟產業結構的實質轉型,必將導致經濟增長乏力,發展后勁不足,最終陷入持續低迷或停滯狀態,同時引發貧富分化、高知識階層就業困難、社會動亂因素增加、金融體系風險增大甚至放大等一系列社會、政治、經濟和金融問題,某些跡象已在我國初露端倪。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成因在于實體經濟轉型失敗、經濟增長方式退化,因此,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徑。所謂實體經濟轉型主要是從中低端制造業向中高端制造業轉型,從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轉型;所謂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主要是從外延式增長轉向內涵式增長,從資源推動型增長轉向智慧創新型增長,從資本輸入依賴式增長轉向資本輸出帶動式增長。“引資購商”正是完全符合這種經濟發展輯和要求的政策選擇和整體策略,通過資本輸出迅速引進高端制造業及其高端配套環節,大幅提升中國工業的制造水平、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大量培養高科技研發人才、技術熟練工人和職業經理人隊伍,從而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助力我國一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第四、西方工業發達國家控制著全球大部分高端產業鏈,中國仍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位置和水平,中國建設制造業強國,必須另辟蹊徑。

西方發達國家憑借著對國際金融、資本、技術與品牌的壟斷地位,控制了全球大部分高端產業鏈及其關鍵環節,國際及海灣產油國資本主要輸入歐美經濟體系,再進入國際經濟大循環,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只能憑借著勞動力、資源、市場和低成本制造優勢,在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被壓制在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遠離各產業鏈的制高點和高利潤區。西方發達國家企圖通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種手段維持這種局面,以保持其國際經濟特權和優勢,而廣大發展中國家正在通過自身的努力發展打破這種局面,為自己贏得更公平更有利的國際經濟地位和發展空間。本世紀以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極大地改變了原有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秩序,但也遭到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多方面掣肘和壓制。

我國制造業經過多年的艱辛努力,已經取得了長足發展和進步,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能力明顯增強,但與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除了高鐵、核電、基建、電商等少數產業領域外,在大部分高端制造產業領域,我國仍處于中低端位置和水平。制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核心技術與高端裝備對外依存度高,以企業為主體的制造業創新體系不完善;產品檔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環境污染問題比較突出;產業結構不合理,高端裝備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深度不夠,產業國際化程度不高,企業全球化經營能力不足。要推進制造業強國建設,必須著力解決以上問題。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這種對外經濟關系地位,既加大了對外部經濟的依賴,也孕育著不斷增加的貿易摩擦。而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主要是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由于勞動力成本和資源價格上漲,進一步擴大和加深對外經濟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國經濟產業結構必須轉型,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轉變。因此,發展高端制造和裝備業,趕超世界先進工業制造水平,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增長方式升級是我國進一步引領發展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必須面臨的現實挑戰。

中國以往想通過“以市場換技術”、“以合資學技術”而實現趕超歐美工業發達國家的戰略意圖也并不完全成功,反而促使歐美發達國家和企業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嚴格限制核心技術、工藝、設備、人才、品牌和研發體系向我國進行轉移和輸出,以保持其國際競爭實力和壟斷優勢,也要求我們必須在戰術和策略上另辟蹊徑。“引資購商”是對以往招商引資政策的揚棄,可以有效地規避西方國家所設置的多重經濟、技術和環保壁壘,通過完全市場化的跨境并購、重組和整合,積極主動地獲取國際高端制造企業及其高端配套環節,籍以快速學習、消化和吸收西方先進的工業技術、管理經驗、研發和供應鏈體系,迅速提高我國的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發展水平,這既是在經濟發展的戰術和策略上另辟蹊徑,也是在建設制造業強國的政策層面上進行創新。

第五、“引資購商”是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的必要途徑,也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掌握未來主導權的必要舉措。

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未去,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席卷而來,世界經濟格局正在因此而發生深刻變化。歐美發達國家啟動再工業化進程,不僅是重新重視制造業的作用,從中國撤回制造業也絕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企圖駕馭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在高端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發展中保持領先,并通過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已具有的規則制定主導權強化這一優勢,例如,德國率先啟動工業4.0國家行動,期望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占據先機。美國通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TPP)力圖占領全球貿易標準制高點,對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和區域一體化施加影響。中國作為正在迅速崛起的最大新興市場國家,雖然擁有巨大的市場資源和制造能力,但是制造業的創新能力偏低,未能充分發揮在數字化、智能化和定制化方面的“后發優勢”,世界工業技術創新的“追趕窗口”正在收斂,在這種形勢下,中國要在全球新一輪經濟和技術競爭中掌握主動權和主導權,就必須轉變思路,轉換角色,以全球產業發展和技術革新動力對接中國市場和資源,進而整合全球市場和資源,打造全球高端產業市場鏈和價值鏈。如果我們繼續以招商引資的思路,滿足于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跟在其身后亦步亦趨,不僅無法增強中國工業經濟的國際競爭力,而且必將繼續長期承受無高端制造業的平庸過程。“引資購商”通過主動把握戰機,采取措施促進中國制造業向高端價值環節攀升,使中國制造業由低成本競爭模式向高創新競爭模式轉變,從而在未來的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奪取主導地位,實現國家經濟的整體轉型和升級。因此,“引資購商”是我國在新一輪世界經濟再平衡中抓住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機遇、構建中國制造業未來競爭力的主動之舉和必要行動。

第六、以自主創新為主的內源式經濟轉型升級方式面臨瓶頸,“引資購商”可以高效整合全球創新資源,突破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

隨著中國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成本優勢大幅度減弱,曾經縈繞在招商引資頭上的光環在慢慢褪去,國內中高端制造業紛紛向歐美本土回流,中低端制造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國內制造業出現平庸化趨勢,僅存的中端制造業正在艱苦支撐著國家GDP7%增長的戰略目標。同時,過去多年的房地產經濟泡沫,以及近年來的互聯網經濟泡沫和金融資本市場泡沫,使社會資本不斷游離實體經濟,向非制造業加速轉移,對于本就缺乏資本支撐的中國制造而言,這無異于釜底抽薪,中國制造業因此而出現停滯甚至衰退絕不是危言縱聽。

中國政府已認識到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性,陸續推出了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中國制造2025》等國家級發展規劃,但要落到實處顯然困難重重。一方面,國際資本更愿意通過向低成本地區再一次產業轉移的方式而不是技術升級方式應對中國本土生產成本上升的壓力,在東南沿海地區生產成本優勢喪失后,繼續向中國內陸省份或東南亞地區尋找成本洼地。另一方面,由于本土企業往往缺乏全球化的品牌、高端技術專利和供應鏈支撐,通過自主創新和研發核心技術實現轉型升級,進程緩慢且缺乏成本效率,甚至很難突破國外同行的專利壁壘,從而很難快速追趕西方先進制造企業。為了提高制造業附加值,中國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并選擇了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但從政策實施效果看,并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迅速獲取并進一步整合國際先進生產要素的手段和能力。我們并不否認加強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性,而是強調加強自主創新能力不必閉門造車,要與主動學習、消化和吸收西方先進技術、工藝、研發和管理經驗相結合。別人有的,我們可以買來變成我們自己的;別人不成熟的,我們可以買來之后在它的基礎上繼續完善;要善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升自己的高度,壯大自身的力量。“引資購商”就是遵循這樣的一個開放型思路,借助于資本和市場的力量,高效整合全球創新資源,在自主創新過程中學習、消化和吸收西方先進的東西,同時,在學習、消化和吸收西方先進的東西過程中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和水平。

p22+國內制造業平庸化趨勢明顯,顧雛軍提出”引資購商“是我國抓住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機遇、構建中國制造業未來競爭力的必要行動。

    國內制造業平庸化趨勢明顯,顧雛軍提出”引資購商“是我國抓住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機遇、構建中國制造業未來競爭力的必要行動。

第七、跨國公司是市場配置資源的主要載體,也是建設制造業強國的骨干力量,“引資購商”可以迅速為中國培育壯大一系列跨國公司,增強全球資源整合能力,集聚配套產業鏈,帶動實體經濟轉型,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從500強上榜企業看,我國跨國公司主要集中在國家壟斷行業,如中車、中糧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行政性壟斷地位或低成本優勢發展壯大。在高端制造產業領域,我國明顯缺乏像蘋果、通用、波音、空客公司那樣具有世界支配性影響力的跨國公司,這是由于總體上科技實力不足、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品牌的世界影響力不夠、高端要素缺乏所制約。

經濟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跨國公司是市場配置資源的主要載體,也是建設制造業強國的骨干力量。一個經濟強國必須擁有一大批世界頂級的跨國公司,才能在全球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在招商引資時期,我們招來的主要是國外公司基于中國成本優勢考慮轉移過來的中低端環節,那些產業關聯度大、科技含量高、市場競爭力強的關鍵項目和高端項目根本不會因為成本原因轉移到中國來。此外,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我們只是被動地接受投資,只有初級生產要素的流入,而高級生產要素仍然留在原地,同時核心企業產權、管理決策權和資源配置主動權都掌握在外商手中,在這個不平等的單向輸送過程中,我們怎么可能培育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跨國公司呢?“引資購商”戰略是根據實體經濟產業鏈轉型升級的需要獲得世界技術領先企業的所有權,擁有了產權控制地位的中國企業就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擁有組織生產與銷售的主動權,就能夠控制核心技術、工藝、品牌、研發和供應鏈等高附加值資源和關鍵環節,從而能夠掌控產業鏈利益的分配主導權。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夠打造真正強大的跨國公司,才能夠主導國際產業鏈的進一步集聚和延伸,帶動中國實體經濟轉型,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三、“引資購商”的可行性

在當前條件下,“引資購商”是完全可行的,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第一、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龐大工業制造體系,為我國“引資購商”、建設世界制造業強國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也為我國借力“引資購商”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中脫穎而出、重塑全球工業制造分工體系提供了必要條件。

經過數十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建立起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工業制造體系,不僅成為支撐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也成為促進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順應全球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趨勢,積極對外招商引資,大力發展制造業,重要工業品產量不斷攀升,多種產品產量穩居世界前列。目前,在500 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220 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國際標準行業分類的22 個行業中,中國產值均居第一或第二。鋼鐵、水泥、原煤、電解鋁、造船產量均占全球45% 以上。2013 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主營業務收入102 萬億元,超過全球1/5,成為名符其實的全球制造業中心。同時,持續的技術、工藝和管理創新,也大大提高了我國制造業的綜合競爭力。載人航天、載人深潛、大型飛機、衛星導航、超級計算機、高鐵裝備、百萬千瓦級發電裝備、萬米深海石油鉆探設備等一些重大技術裝備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形成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產業和骨干企業。從2013年起 ,我國制造業規模已超越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因此,我國已經具備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條件,有基礎、有條件通過“引資購商”對接國際高端制造業,主動吸收和整合國際高端制造企業,重塑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建設世界制造業強國。退回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引資購商”的戰略是既不敢想,也不可為。而今天“引資購商”的工業基礎已經完全具備了水到渠成的戰略態勢。

第二、我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和對外貿易國,不僅為制造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國內市場空間,也為制造業發展開拓出更廣闊的國際市場空間。通過“引資購商”加速中國工業制造體系轉型升級,具有必要的國內外市場基礎和需求支撐。近年來,隨著國內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消費結構的持續轉型,特別是城鎮化、信息化進程的加快,新興消費增長點和新型消費業態不斷形成,國內市場規模快速擴大。2013 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26.2 萬億元,相當于 GDP 的 41.2%,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根據瑞士信貸銀行 2014年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中國占全世界中產階級比例為30%,人數已達到3億人;到2019年,內地資產在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數將翻一番,達到230萬人,比美國和印度的增長速度都要快。這一群體對工業產品質量和品牌提出更高要求,成為拉動中國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的主導力量。消費品市場的興旺和需求升級帶動消費品生產的擴大和結構調整,消費品生產的擴大和結構調整又進一步拉動生產資料生產的繁榮和加速轉型,所以,我國主要生產資料產值和銷量紛紛躍居世界前列,形成世界最大的生產資料市場。我國日益龐大的國內市場規模及其上升空間,不僅為中國通過“引資購商”加速工業制造體系轉型升級提供了強勁的國內市場支持,也對國際資本和高端制造企業接受我們的“引資購商”計劃形成了強大的內在吸引力。根據中國歐盟商會發布的 2012 年商業信心調查,97% 的歐盟受訪企業肯定中國在其全球戰略中的重要地位,近一半歐盟受訪企業的在華收入占其全球收入 10% 以上。

2013年以來,我國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也成為越來越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雖然西方發達國家對中高端工業產品的需求日趨穩定,但中國、東南亞乃至整個亞洲和新興經濟體正處于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人口加起來已超過30 億,占到全球一半,是世界經濟未來增長的最大潛力所在。因此,中高端工業品的國際市場需求和增長空間還非常巨大,這對全球高端制造業、也對中國制造業通過“引資購商”實現轉型升級形成長期有效的巨大市場需求和強有力支撐。

p24

第三、巨大的外匯盈余和儲備為我國“引資購商”建設世界制造業強國奠定了雄厚的資本基礎。同時,越來越多的國際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涌入中國,以分享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紅利,也成為可以利用的資本力量。伴隨著招商引資和進出口貿易的迅速發展,中國通過長期國際收支順差積累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外匯盈余和儲備。中國在2006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持有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到2013年外匯儲備已高達3.82萬億美元,遠遠地把世界其他國家甩在身后,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為“引資購商”打下了雄厚的資本基礎。

p25

可惜的是,長期以來我們沒有把實體經濟辛辛苦苦掙來的外匯,去反哺實體經濟,增強制造業實力,提升制造業水平,卻將其絕大部分投向了以美元計價的西方國家貨幣資產和債券,尤其滑稽的是,竟然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帝國美國的最大債權人。而且,由于自身的風險控制以及投資管理能力存在問題,當前中國外匯儲備的實際管理收益率很低并經常為負值。國家巨額財富面臨著保值和增值的困難,戰略價值更無從談起,看不出這樣做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安全有多大積極作用,反而動輒受制于美國財政和金融政策的威脅。

與此同時,無論是國際產業資本還是國際金融資本正大舉進入中國投資市場。歐美日資本和港澳臺資本最早進入,早已成為中國資本市場上的活躍力量。最近,海灣六國石油美元資本也準備調整其全球投資組合,準備重金進入中國投資市場。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2003年以來,無論是經常項目還是資本項目下,我國國際收支幾乎每年都保持雙盈余狀態,而且盈余額幾乎每年都在1000億美元以上,最高年份一舉超越 5000億美元;就資本項目盈余額而言,盡管年度波動很大,但總體呈現出急劇擴大趨勢。外商對中國制造業直接投資一直保持在每年400億美元上下,最高年份超過500億美元。與外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盡管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近幾年急劇上升,2014年超過 1000億美元,但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不到100億美元。這不僅說明國際資本是我國對外“引資購商”可以利用的力量,也說明我國通過對外“引資購商”建設世界制造業強國還有很大的空間,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引資購商”可以使中國在外匯儲備問題上化劣勢為優勢,在外資利用問題上化被動為主動。通過充分利用巨額外匯儲備和國際資本支持獲得一批世界級的跨國公司,擁有其核心產品、技術、工藝、品牌、研發及供應鏈體系,籍以加速國內產業和產品結構升級,促進產業和企業增長方式轉型,提升產業和企業國際綜合競爭能力,為人民幣國際化打造堅實的產業基礎,從而將實施《中國制造2025》國家戰略規劃、建設世界制造業強國和發揮巨額外匯儲備優勢、提高外匯儲備財務收益、引導外資進入實體經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等有機地結合起來,可謂是最為有效的一舉多得、一舉大得的外匯儲備利用方式。

第四、歐美國家及日本經濟陷入低迷,西方工業企業遭受打擊,主要貨幣匯率持續走低,而中國經濟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水平,為“引資購商”實施跨境并購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也為并購之后預留出了足夠的企業價值增長空間。

p26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橫掃歐美國家和日本,至今已有7年時間,歐美國家和日本經濟仍不景氣,尤其是歐洲國家,經濟低迷,工業低迷,匯率更低迷,而且看起來還要低迷下去,其經濟增長速度大多在2%以下徘徊甚至為負數,失業率長期高企甚至有些國家高達40%,歐元、英鎊、日元對美元和人民幣匯率持續貶值。反觀中國,雖然經濟增長出現了新常態,但GDP增長速度仍保持在7%上下,遠遠領先于世界主要經濟體,這為我國“引資購商”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從近幾年國際并購案例來看,歐美市場上的并購活動明顯增多,而且不乏中國企業對歐美企業發起以小搏大、以弱奪強的跨境并購事件。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企業并購歐美企業的總數為 209 例,比 2008 年的 71 例大幅增加,其中,聯想以28億美元收購摩托羅拉智能手機業務,再次引起國際社會感嘆。

歐美國家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為我國對外“引資購商”減少了障礙。一是減少了政治障礙:歐美國家和日本長期出于意識形態歧視和知識產權保護因素,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對其企業發起并購具有強烈的抵觸和歧視心理,常常設置很高的政策壁壘。而在經濟持續低迷狀態下,為盡快拉動國內經濟增長,需要積極吸引外資,拓展在中國市場空間,政治上會保持更為寬松的態度。二是減少了競爭對手:歐美國家和日本經濟強盛時期,相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其國內先進制造企業通常富可敵國,凡有企業有意出售,無論是在財務實力上,還是在文化認同上,中國企業都很難有優勢。現在,很多歐美和日本企業自身難保,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對外并購能力大大下降,反而成為被并購目標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我們對外“引資購商”的競爭對手也大幅度減少。

西方工業企業遭受打擊,經營業績下滑,企業市值下降,為我國進行跨境并購提供了安全邊際。在金融危機之前,擁有世界先進技術、設備、工藝、品牌、研發及供應鏈體系的工業制造企業,即使遭遇財務危機或經營困境,往往出于種族偏見和制度文化差異因素,一般也不太可能愿意出售給中國企業;即使有個別企業愿意出售給中國企業,其高昂報價也是中國企業不愿意接受的。在金融危機之后,由于難以承受成本激增與市場低迷雙重壓力,不少國際頂尖制造企業都經營慘淡,裁員減產,甚至主動求售或宣告破產。這時,不僅不太在意收購方來自哪國,而且報價也相對合理,如果由中國企業接手,對其無異是雪中送炭,不僅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增強企業競爭力,而且可以進入中國市場,拓展中國市場空間,更可以改善經營業績,提升企業價值。

p27

歐元、英鎊、日元對美元匯率穩中有降,而美元對人民幣匯率持續走低,則進一步降低了我國對外“引資購商”的成本。金融危機以來,歐元、英鎊、日元匯率在大幅度波動與震蕩之后,還是沒能避免一路走低的命運。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的平均匯率在 8.20 以上,2015 年 6 月底跌至6.22左右;美元兌歐元、英鎊、日元、加元的平均匯率分別在1.25、1.82、0.91、0.83 左右,2015 年 6 月底分別跌至 1.12、1.52、0.83、0.81 至左右;前幾年,歐元英鎊、日元、加元兌人民幣的平均匯率分別在 10.20、15.30、7.45、6.77 左右,2015 年 6 月底分別跌至 6.95、9.45、5.17、5.04 左右,這意味著我國以人民幣或美元外匯對歐美、日本高端制造企業進行跨境并購的成本已大幅降低。曾經價值百萬歐元的歐盟資產,2005年平均價值125萬美元或1020 萬元人民幣以上,2015 年 6 月底平均價值降為111萬美元或695萬元人民幣;曾經價值一億的日元資產,2005年平均價值82.64萬美元或745萬元人民幣以上,現在價值降為81.30萬美元或517萬元人民幣。因此,中國對歐洲和日本企業進行跨境并購,正處于比較有利的時機,不僅可以緩沖人民幣升值壓力,還可以化解大量持有美元儲備的匯價損失。

第五、“引資購商”將全球高端制造價值鏈及其高價值配套環節引入中國制造業,中國比較成本優勢和廣闊市場空間將使其全球銷售收入和利潤具有倍增潛力。日益開放和融合的國內外資本市場也為其跨國重組和上市打開了方便之門,這使得“引資購商”作為跨國投資活動具有足夠安全的退出通道和獲利空間。

“引資購商”將全球高端制造價值鏈及其高價值配套環節引入中國制造業,但投入的并購資本能不能獲得安全合理的投資回報,這是“引資購商”能不能取得商業成功的關鍵問題。如前所述,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和日本,高端制造業在中國仍具有明顯的比較成本優勢和廣闊的市場發展空間,國外被并購企業不管是與中國國內同類企業進行重組整合,還是將其高端價值鏈及其高價值配套環節轉移和復制到中國來,其全球銷售收入和利潤都具有倍增的潛力,這是“引資購商”在實體經濟層面取得成功的保證,也是“引資購商”在資本運作層面取得成功的基礎。國內外資本市場日益開放和融合,為被并購企業跨國重組和上市打開了方便之門,在實體經濟層面取得成功的基礎上,對外購商所投入的資金將具有足夠安全的推出通道和獲利空間,從而回報引資平臺的投資者。事實上我們對一起成功的“引資購商”的評價,就是以這起“引資購商”的年化平均投資收益在15%以上作為成功與否的評判標準的。

p28+中國處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低端,工業制造技術研發能力還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

中國處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低端,工業制造技術研發能力還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

第六、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尤其是推出“一帶一路”國際發展戰略和“中國制造2025”綱領性規劃,與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良性對接,為我國推行“引資購商”、整合全球優勢資源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和政策環境。

當前,中國勞動力豐裕而資本短缺的時代正在成為過去,國內資本積累和國家外匯儲備日益豐厚,中國已成為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自2003年起,中國政府開始提倡中國企業“走出去”,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融入世界經濟和國際分工體系中。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動力發生了變化,國家提出了“一帶一路”國際發展戰略和“中國制造2025”綱領性規劃,力爭重塑中國和中國制造業的未來發展優勢。

新形勢下,跨境并購政策利好頻出。2014年9月,商務部發布新修訂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確立了“備案為主、核準為輔”的管理模式。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相繼出臺了鼓勵自貿區金融創新措施和《商業銀行并購貸款風險管理指引》文件,證監會也大幅放松了對上市公司實施并購活動的限制。國家相關政策的不斷推出為“引資購商”提供了寬松的政策環境和強大助力。

2015年3月,中國政府制定并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標志著“一帶一路”正式成為我國尋求更大范圍資源和市場合作的世紀大戰略,以此將亞歐非各國之間的互利共贏合作推向新的歷史高度。這不僅將為“引資購商”創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也將促進中國要素流動轉型和國際產業轉移。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幫助沿線國家和地區進行道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紡織、服裝、機械、家電甚至汽車制造、鋼鐵、電力產業等,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轉移和輸出我國中低端生產制造能力,幫助沿線國家和地區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順應我國產業技術升級的需要,為我國發展高端制造業和高端制造環節騰出資源和空間。

在“引資購商”的新思維下,“中國制造2025”和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將實現良性對接,國家支持和鼓勵中國制造業通過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加速轉型升級。“引資購商”將在“中國制造2025”和中國企業“走出去”、“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推動和政策環境支持下,為中國培育出一批屬于自己的站在世界產業巔峰的頂尖跨國公司,引領和加速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開創出一個中國企業縱橫天下、引領世界產業潮流的新時代!

四、“引資購商”的緊迫性

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引資購商”對中國和中國企業而言是十分緊迫的 :

第一、“引資購商”可以及時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的顛覆性沖擊。

隨著現代通訊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方興未艾,有可能對國際經濟和產業格局產生顛覆性沖擊,從而對未來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產生深遠影響,全球競爭格局也將因此而發生重大變革,我國在新一輪國際產業升級中面臨著嚴峻挑戰。金融危機以來,為了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機遇,進一步加強在先進制造、高端裝備、生物醫藥、新型能源、新型材料等實體經濟領域的領先優勢,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以重塑本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搶占新一輪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制高點。美國在推動“實體經濟回歸”和“制造業回流”,德國在推進工業4.0升級版戰略,日本在發動新經濟振興計劃。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加快謀劃和布局,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再分工,承接產業及資本轉移,拓展國際化發展空間。因此,我國制造業面臨著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雙向擠壓。根據上文對“引資購商”的可行性分析可知,我國制造業目前具有難得的“引資購商”機遇和條件,但如果繼續拖延下去,這些機遇和條件必將發生重大變化,我們可能會錯失歷史良機。因此,我們必須放眼全球,固本培元,加緊戰略部署,著眼建設制造強國,化挑戰為機遇,搶占國際制造業新一輪競爭的制高點,決不能錯失歷史良機,更不能留給后人以任意貶損的機會。

第二、“引資購商”可扭轉目前的經濟下滑趨勢,助力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是國家發展中的宿命。拉美國家經濟在經歷了20世紀50至80年代的快速增長之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仍在痛苦地掙扎;日本經濟經歷了二戰后的超級繁榮,但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驟然減速,出現“失去的20年”。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已經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和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國家一樣,開始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也和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一樣,存在著嚴重的資產泡沫問題,同時,有效需求不足、貧富差距拉大、出口增速下降、經濟增速下滑等問題日益突出。從長期來看,如果不能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很容易滑向“中等收入陷阱”。從短期來看,中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孕育著多種風險,一旦爆發,對實體經濟造成巨大傷害。當前7%的經濟增速創造了中國十五年來的新低,很有必要借力三十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慣性,通過“引資購商”加速實體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增長動力衰竭之前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避免像拉美和日本經濟那樣突然失速,陷入長期停滯,從而激發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危機。

第三、“引資購商”可以迅速阻止我國目前面臨的產業平庸化趨勢,追趕世界最先進、最頂端的制造技術水平。中國處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中低端位置,工業制造技術研發能力和水平還遠遠落后于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中科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15》顯示,2010年中國工業經濟水平比德國落后約100年,比美國落后約80年,比日本落后約60年。雖然研究角度未必全面,數據未必嚴謹,但趨勢還是讓人觸目驚心的。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勞動力、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往落地中國的中低端制造業開始向印度、越南、印尼、孟加拉國等生產要素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而中高端制造業面臨著歐美和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的激烈競爭,并出現明顯回流趨勢。如果不及時采取重大應對措施,我國中低端制造業將繼續流失,中高端制造業將不斷回流,同時,高端制造業又很難通過招商引資方式吸引過來,那么,中國制造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生存發展方向將會被發達國家和其他后發展中國家不斷擠壓,產業平庸化趨勢將愈演愈烈,工業制造技術研發能力和水平滑坡,造成實體經濟衰退,國家經濟保持在中高速平穩發展基本目標將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

要想振興制造業,防范產業平庸化,阻止技術能力和水平滑坡,中國唯一的選擇就是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抓住當前社會資本和外匯儲備比較充沛時機,通過“引資購商”在國際范圍內選擇和購買高端制造企業,吸收和消化其先進技術、工藝和管理經驗,阻止中高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留住中高端制造企業及其供應鏈,培育和發展高端制造企業及其供應鏈。

第四、“引資購商”可滿足民眾目前對提高就業和收入水平的強烈訴求。

根據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人均收入進入中等國家行列的時期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多發期,只有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才能不斷提高民眾就業和收入水平,才能不斷提高民眾生存與發展質量,才能保持社會和政治穩定。在當前人口紅利和生產成本優勢逐步消失的大背景下,只有從提高技術研發水平和資金利用效率入手才能保持經濟繼續增長。“引資購商”能夠同時從資本和技術入手提高社會生產率,進而提高人均產出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所以,通過“引資購商”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才能實現保就業、保增長、保穩定的國家政策目標,為在發展中解決矛盾和化解矛盾爭取足夠時間和空間。

第五、“引資購商”可化解迫在眉睫的地方債務危機和房地產泡沫。

中國經濟風險集聚的兩大爆發點是地方債務和房地產業,而地方債務又和房地產業聯系密切。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高度依賴土地財政償還債務,一旦土地財政枯竭,或房地產市場調整嚴重影響到地方政府賣地收入,那么地方債務危機就會有全面引爆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房地產問題也無可奈何,既擔心泡沫現在破裂殃及地方政府債務和銀行貸款安全,導致金融經濟危機,又擔心泡沫繼續膨脹引發社會不滿和動蕩,導致社會政治危機。

地方債務危機和房地產泡沫,只有在經濟持續高增長中才能逐步化解。首先,地方債務償還依賴于地方財政收入增長,而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主要方式是地方政府稅收增加,在現有稅率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只有保持地方經濟高速增長才能帶動地方稅收的快速增長。其次,要讓房價不跌,又要消除民眾對高房價的不滿,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民眾的收入,使民眾能夠接受高房價,這歸根到底還是要使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因而,化解中國地方債務危機和房地產風險的根本辦法在于使經濟保持高增長。從短期來看,經濟增長速度已經下降到7%左右,仍處在下降通道中,要保證到期的地方債務能夠償還,地方政府的最終選擇是盡快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因此,通過“引資購商”實現經濟產業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中央和地方政府來說都是一種最好的可行性選擇。

第六、“引資購商”必須把握住目前的世界經濟低谷時期。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后,全球經濟整體上陷入低迷,歐美國家和日本貨幣貶值,企業盈利狀況變差,破產率升高,這為我國企業實行跨境并購提供了更多機遇:經濟低迷,企業經營狀況變差使其更愿意接受收購要約,也使企業市場價值和收購成本降低,有利于收購方以較低的對價達成并購交易。

2014年以來,美國經濟出現復蘇跡象,歐洲的希臘債務危機近期又有所緩解,俄羅斯成功扛住歐美經濟制裁,印度經濟增長開始提速,這些都為全球經濟復蘇創造了一定基礎。中國應在全球經濟實現全面復蘇之前快速推出“引資購商”政策,在國外高端制造企業價值回歸之前對其實施購并。否則,一旦企業經營狀況大幅度改善,會使其所有者降低轉讓意愿,也會導致我國企業和投資者因目標企業報價太高而不愿意接手,或接手后經濟回報很低反過來又會造成產業并購基金募資困難,最終都會影響到引資并購的投資效果和戰略意圖的實現。

p31+顧雛軍認為,通用航空飛機產業、油服行業、機器人行業等,目前較為適合“引資購商”。

顧雛軍認為,通用航空飛機產業、油服行業、機器人行業等,目前較為適合“引資購商”。

第七、“引資購商”決不能錯失當前我國外匯儲備比較充沛的條件。

長期的國際收支尤其是貿易順差使我國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2015年6月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為3.69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一。但我國外匯儲備存在大幅減少的風險:一是從2011年起我國開始出現貿易逆差,通過貿易增加外匯儲備會越來越難;二是由于自身投資能力和風險管理水平問題,外匯儲備的收益率很低甚至有時為負值,國家財富面臨保值增值的困難;三是全球范圍內的量化寬松政策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存在貶值風險;四是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以美元計價的西方貨幣資產、國債以及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很少用于投資并購國外優質企業。此外,日本、韓國等外貿型國家,以及印度、印尼、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和承接中低端制造業轉移之后也會擁有大量外匯資產,會在我國“引資購商”過程中與我們競爭,增加我們的購商成本和難度。

第八、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區域化發展趨勢對“引資購商”構成嚴峻挑戰。

一體化趨勢體現的是相互開放、相互滲透和相互融合,不斷地重塑著國際產業分工協作體系;區域化趨勢體現的是相互區隔、相互分離和相互獨立,持續地強化著國際產業多元競爭格局。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區直至任何一個企業都希望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居高臨下,在國際產業競爭格局中養尊處優,但只有極少數國家、地區和企業有條件、有能力、有機會達到這一步。以歐美日為代表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目前處在領先位置,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國正奮起直追。如何積極順應國際經濟一體化與區域化的發展趨勢,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目標,這是擺在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面前的重大課題。中國前有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堵截,后有多個新興經濟體圍追,要想通過“引資購商”建設世界制造業強國,既需要有強大的戰略定力,也需要有只爭朝夕的歷史緊迫感。

五、“引資購商”的重大意義

“引資購商”對于我國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義,主要表現在 :

第一、“引資購商”將為我國培育出新的經濟增長點,為GDP高速增長和職工勞動收入倍增打開新的上升空間,也為國家財稅收入健康增長、打破土地財政困境、化解地方債務危機奠定新的經濟基礎,助力我國大力推進《中國制造 2025》,一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我國面臨著經濟增長后勁不足,職工收入增速超經濟增速,國家財稅收入過度依賴資源和房地產行業等瓶頸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危機初現。國家審時度勢,推出一帶一路國際發展戰略和《中國制造2025》經濟轉型戰略,戰略意圖都在于打破經濟發展瓶頸,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世界制造業強國。

“引資購商”目的在于集中社會資本和國際資本,有計劃有選擇地并購國際高端制造企業及其高端配套環節,將其高端制造及研發環節轉移或復制到中國,通過進一步吸收、消化和提高其先進技術、工藝、管理和裝備水平,促進我國經濟產業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培育出一批高端制造產業和新興戰略產業,助推我國經濟提檔升級,從而為GDP高速增長和職工勞動收入倍增打開新的上升空間,也為國家財稅收入健康增長、打破土地財政困境、化解地方債務危機奠定新的經濟基礎,使職工勞動收入和國家財稅收入增長建立在國民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只有這種同步增長才是健康的、可持續的增長,才能夠真正助力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國制造 2025》規劃目標。

第二、“引資購商”將打破全球制造價值鏈中利益分配格局嚴重不均衡的局面,加速中國制造形成國際競爭能力的進程,使中國制造在新一輪的國際分工過程中奪取主導地位,掌控國際貿易的定價權和話語權。20世紀80年代之后,歐美等發達國家聚焦高附加值的核心業務,把低技術、低附加值的加工組裝環節外包出去,而中國通過招商引資承接了國際產業轉移而發展成為“世界工廠”逐漸嵌入到了全球價值鏈中。但是這個價值鏈是由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主導的,中國位于中低端環節,與處于價值鏈中高端位置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相比,所獲得的經濟利益相差極其懸殊,對國際貿易的定價權和話語權與我們的貿易大國地位也極不相稱。中國一億件服裝還換不來一架空客飛機,幾萬名工人的勞動價值還比不上微軟一件專利所創造的價值,這種尷尬現象存在于很多產業領域,說明國際貿易利益分配格局嚴重不均衡。

“引資購商”,意味著有選擇地獲取國際高端制造業中的戰略性資產,意味著國際高端價值鏈及其關鍵配套環節向中國轉移和復制,意味著在全球貨幣和資本市場變化中捕捉戰略時機,意味著中國制造以積極主動、開放包容的心態融入世界。“引資購商”憑借引資所形成的資本優勢,憑借購商所形成的“所有權優勢”,實現中國從國際產業價值鏈的參與者向整合者轉變,從國際貿易規則的接受者向制定者轉變,使中國制造通過直接植入而快速升級形成國際競爭能力,在新一輪的國際產業分工過程中奪取主導地位,掌控國際貿易的定價權和話語權。

未標題-1 拷貝

    顧雛軍認為,“引資購商”通過國際并購可以獲得國外領先技術、工藝、品牌和管理經驗服務于國內制造業的產業升級。

第三、“引資購商”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有利于高效刺激國內消費需求增長和促進國內消費結構提檔升級,從而帶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

三十多年的招商引資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其特點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從國外大量進口原材料和關鍵零配件,再向國外大量出口產成品和半成品,但關鍵技術和零配件的研發生產仍由國外掌控。這一政策的實質是利用中國的人口紅利,將投資和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雙引擎,以成本洼地吸引資本流入,以價格優勢拉動出口增長。由于招商引資所承接的產業轉移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處于中低端環節,所獲取利益十分微薄,中國勞動力作為制造企業的雇員,收入水平不高;同時作為制造產品的消費者,消費能力也有限。

“引資購商”通過國際并購獲得國外領先技術、工藝、品牌和管理經驗服務于國內制造業及關聯配套產業升級,一方面可以支撐更大幅度的勞動力價格上升,保證企業雇員獲得更優厚的收入和福利,大幅度提高對高品質產品的消費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擁有更優越的成本條件、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高科技創新產品供應不斷涌現,進一步刺激國內消費結構提檔升級,從而拉動經濟中高速增長。

第四、“引資購商”有助于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充分發揮金融資本市場的杠桿作用,以市場化手段引導社會資本和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實體經濟領域,以促進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招商引資操作是政府主導,市場化程度不高。作為行政主體,政府的市場敏感度和商業洞察力遠遠不如金融家和企業家,由行政主體從事市場行為,容易出現決策失誤和效率低下等問題。而地方政府靠比拼“政策吸引力”招商,不僅消耗了地方經濟資源,也導致人為的區域市場壁壘和行業生產過剩,從而導致地方政府僅僅依靠土地、礦藏和傳統產業優勢來發展經濟而變得越來越不可持續。

“引資購商”依靠的是市場機制,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政府在其中起指導或引導作用,而企業家和投資家則根據自己對國內和國際的商業洞察力進行戰略決策和行動。通過跨境并購整合,充分發揮企業家、金融家的商業運作能力和金融資本市場的杠桿作用,使中國制造業得以集聚國際高端生產要素,向國際高端產業價值鏈及其高端價值環節挺進。

在金融、互聯網、房地產等經濟泡沫高漲,大量金融資本脫離制造業而向外游離的今天,“引資購商”通過改變政府、市場與企業之間的角色關系,形成政府引導、企業主導、市場調節的合作機制,使得游離在外的金融資本重新回歸制造業,不僅有利于重振制造業,也把制造業與服務業、金融業之間的市場關系導入良性互動軌道,從而促使產業結構調整和協同發展,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第五、“引資購商”有助于充分利用和消化我國日益龐大的外匯儲備和超前建設的基礎設施,革除外匯儲備日益龐大所造成的弊端,避免基礎設施超前建設所形成的浪費,興利除弊,增強對未來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的駕馭能力。

一方面,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積累起日益龐大的外匯儲備,由于結售匯制度的存在造成國內人民幣流動性泛濫,對國內通貨穩定和經濟增長形成負面影響,對國外人民幣匯率穩定和出口貿易增長也形成巨大壓力,同時,由于外匯儲備投資管理能力不高,每年收益很低甚至為負數。2003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從開始起步到迅猛發展,目前已出現超越外商直接投資的趨勢。根據聯合國的《國際投資報告》,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金額在2014年底達到1160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主要源于外匯儲備的持續攀升,但從投向結構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真正用于制造業跨境投資與并購的比例仍然偏低,不到9%,同時,中國在外匯儲備管理上僅以保值增值為目標,以獲取金融資產收益為主,偏重于投向以美元計價的西方貨幣資產和債券,處于低效運作和利用狀態,未能對國內實體經濟轉型發展形成有效支持。

另一方面,無論是中央政府推出的歷次貨幣量化寬松,還是地方政府形成的龐大債務,其中大部分都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因此而具有世界領先的高速公路、鐵路和航運系統,也具有非常發達的互聯網、通訊設施,還具有大片空置的工業廠房和民用建筑,這些超前建設的基礎設施已遠遠超越我國目前的生產和生活需要,如果不能盡快有效地利用起來,將形成我國寶貴資源的大量閑置和浪費。

而“引資購商”則可以通過集中資本實施跨境并購,把國際先進的高端制造企業及其高端制造環節引入中國,把巨額外匯儲備轉變為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資本優勢,把超前建設的基礎設施轉變為發展高端制造業的有利條件,從而興利除弊,擴大我國實施《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的基礎優勢和資本實力,增強我國對未來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的主動駕馭能力。

第六、“引資購商”可以為我國迅速培養出世界頂尖的科技研發人才、高水平的技術熟練工人和國際化的職業經理人隊伍,大幅縮小我國與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之間的科學技術差距,從而加速我國從科技大國邁向科技強國的歷史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在科技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與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仍存在著巨大差距,這不但體現在航空與汽車發動機、半導體芯片、航天飛機、數控設備中心、工業機器人、生物醫藥、高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產業領域,也體現在科研人才、技術工人、職業經理人等科技和管理人才方面。

“引資購商”可以跨境購并國際最高端制造企業及其高端配套環節,通過學習、消化、吸收和提高其最先進制造技術、工藝、裝備、研發體系和管理經驗,促進科學技術轉移和管理經驗交流,為我國迅速培養出世界頂尖的科技研發人才、高水平的技術熟練工人和國際化的職業經理人隊伍,大幅縮小我國與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之間的科學技術差距,使我國從科技大國邁向科技強國,從職業從業人員大國邁向職業經理人管理強國,為早日把我國建設成為世界制造強國奠定科技基礎,提供創新動力。

中國經濟周刊-經濟網版權作品,轉載時須注明來源,違者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 微笑
  • 流汗
  • 難過
  • 羨慕
  • 憤怒
  • 流淚
網絡編輯:若一
0
心悦吉林麻将怎么改名 风暴体育比分直播 北单 福建31选7 天津十一选五 亿客隆彩票官网 365网球比分网 北单比分技巧 内蒙古时时彩 深圳风采 排球比分直播 顶呱刮 江苏11选5 电竞比分举荐尚牛比分 总进球 云南11选5 nba比分记录